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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帝國握手了——大唐與大食一段失落的往事

              劉剛2021-06-21 15:14

              (圖片來源:IC Photo)

              劉剛/文

              【文化的江山】

              神道碑里有疑點

              唐朝的皇帝,不僅讓宦官擔任市舶使,還讓宦官代表國家出使海外。

              在大航海中,作為國使形象出現的宦官,我們原以為只有個明朝的鄭和,現在知道了還有個唐朝的楊良瑤。下西洋,也不是由鄭和開頭,而是始于楊良瑤。

              這一改觀,是由于陜西省涇陽縣云陽鎮小戶楊村附近發現了一塊《楊良瑤神道碑》,榮新江在《記唐貞元初年楊良瑤的聘使大食碑文》中指出,該碑發現于1984年,2005年,由本地學者張世民發表《楊良瑤:中國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一文,錄出全部碑文,并對其中內容——“借兵回紇”、“出使嶺南”、“出使大食”、“平叛淮西”等,一一做了考釋,其中“出使大食”,不僅開了下西洋的先河,而且以宦官出使成了鄭和的先驅。

              據碑文載,楊良瑤“少以節義為志行,長以忠勇為己任,故得入為內養,侍玉墀以承恩”,所謂“內養”,就是做宦官,他,一個將門之子,好端端的,為什么要做宦官?照碑文所言,就因為他“少以節義為志行,長以忠勇為己任”,這也算是做宦官的理由?

              他選擇“內養”時,已年過二十,應該有了家室,但其立業,卻不以科舉,求進士出身,而以自宮,靠“內養”進取,這當然談不上什么“節義”,也就無所謂“忠勇”。

              如此碑文,看似禮贊,實含暗諷,他自宮求官與吳起殺妻求將當屬同類,都是忍人所為,能忍人所難忍者,必也能為人所不能為,以其求官心切,迫不及待,若以進士出身,寒窗十載,未必能夠,而以自宮“內養”,那就一舉可得,這倒不失為終南捷徑。

              然其自宮之初心究竟如何?今雖不可知,但其難以“節義”和“忠勇”言之,則自不待言,撰文者將它們附會一處,于今觀之,實為明褒暗貶,而且書丹者書寫碑文,也多用簡化字,經張世民檢視,發現碑文簡化字與今日《漢字簡化字總表》相似,譬如,“請”寫作“請”,“繼”寫作“繼”,“萬”寫作“萬”,“邇”寫作“邇”,“爾”寫作“爾”,“貌”寫作“皃”,“輔”寫作“輔”,“彌”寫作“彌”等,用簡化字來寫神道碑,似乎也不得體,其中或有不敬的暗示。

              因為,即便在簡化字大增的元代,其用途亦多半在元曲中,與曲中的俚語白話相對應,還有就是書坊刻書,刻那些通俗話本,為了趕進度,多賺錢,也使用簡化字,現有的字不夠用了,就造新的出來,據說,元人用過的簡化字有6000多個,比現在還多。

              可以說,那些簡化字,是從市民社會產生的市井文字,是在一些不太正規的場合所用的不太正經的文字,諸如戲文、話本之類。至于士人的經文、詩文,一般都不會用簡化字,在書寫中,簡化字多半屬于草書的特權,事實上,簡化字多從草書演化而來,楷書中很少見,總之,在神道碑上寫簡化字,是件不登大雅的事,其中含有對宦官的歧視。

              楊良瑤“內養”出身,不齒于士林,卻偏要請了進士出身的翰林來為他書丹、撰文,不管是在他生前由他本人所請,還是在他死后由他后人所請,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們一家子,看來都是些不怎么通文墨的人,至于碑文和碑文書寫所含的歧視,倒不一定是有意的,也許是出于士人的集體無意識,有意無意不知不覺,一率性就暴露出來。

              大唐為何聘使大食

              好了,管他朝官宦官,總之都是個官,不妨擱下,我們先來就事論事。

              楊良瑤跟航海有關的事項,也就聘使黑衣大食那件事,可他為什么要不遠萬里往大食去?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禮下于人,必有所求”,大唐聘使大食,所求者何?

              讓我們回到榮新江那篇文章上來,榮認為,這要從唐與吐蕃關系上來找原因,天寶年間,安史亂發,唐棄西域,回師中原,吐蕃乘虛,揮軍北上,取河西走廊,唐無奈,與之清水會盟,劃定邊界??删o接著,長安兵變,朱泚稱帝,德宗奔逃,遣使吐蕃求救兵,條件是,若討平朱泚,唐諾許安西、北庭土地,而楊良瑤就是隨同出使的人員。當時,主使是秘書監崔漢衡,可《神道碑》卻把主使那頂高帽子帶到了楊良瑤頭上。

              然碑文僅言“請使西戎”,所“請”究為何國,似未明確。張言回紇,榮曰吐蕃,我們取榮說,以其有兩點好處:一來,可將楊良瑤兩次出使,前一次通西域,后一次下西洋,使它們圍繞著一個目標——吐蕃,串聯起來形成個來龍去脈,展示出前因后果;二來,可以顯現安史之亂以后,中唐撥亂反正以來,東西方國際化地緣政治格局,以及這一格局中阿拉伯帝國與中國式天下互動的戰爭與和平的樣式,如此大視野,是張文不具備的。

              榮文說道,朱泚國破了,吐蕃軍也退了,可唐朝卻不認賬了,蕃使來索要安西、北庭之地,被拒絕。另有一說,也說唐向吐蕃借兵,吐蕃應然之后,并未出兵,待唐復國時,卻來坐享其成,故被唐拒之,據此而言,則非唐毀約,而是吐蕃未履約在先。

              其時,帝師李泌就這樣認為,他說:吐蕃觀望不進,何功之有?還說:安西、北庭兩鎮,控制著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可以牽制吐蕃東侵,奈何拱手與之?關鍵是人心,李泌說: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其心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仇矣。所以,絕對不能放棄。

              總之,吐蕃欲得安西、北庭之地,當搶先出兵,占據長安,拿長安來換,才有可能,這也就要求吐蕃軍必須血戰叛軍,而不是跟在唐軍后面,撿便宜,撈好處。于是,德宗納李泌言,拒絕索求,吐蕃放縱兵馬,大舉入寇,游騎掠京畿,長安為之戒嚴。

              以往唐蕃關系有戰有和,時好時壞,雖有破裂,尚能修復,然此番崩塌,遂成決絕,故須立制蕃之國策,定戰蕃之大計,因之而有李泌大戰略和楊良瑤出使。

              李泌的戰略設想那真是空前的“大”,大到覆蓋了東亞和西亞,把兩個大帝國都裝進來了。漢武帝當年沒做到的,他做到了;唐太宗用和親來應付的,被他徹底解決了;他畫了一個圈,將吐蕃圈在里面,從四面圍住,東面是大唐,西面是大食,北有回紇,南有南詔,他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即建立一條統一戰線,形成一個包圍圈,他做到了。

              后來,唐德宗問他如何能做到,談話從回紇可汗遣使上表時“稱兒及臣”談起,德宗見李泌“與約五事”,可汗“一皆聽命”,大喜,對李泌說:回紇為何如此怕你?

              李泌趕忙回答說:我哪有這么大的力量?這都是陛下您的威靈所致!

              德宗又問:回紇已被搞定了,為何還要招云南、大食、天竺一起來?

              李泌回答說:招來回紇,只能使吐蕃“不敢輕犯塞”,招來云南,才能“斷吐蕃之右臂”;而大食國,“在西域為最強,自蔥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而且“與天竺皆慕中國”,更何況,它們世代“與吐蕃為仇”,所以,我知道,它們都會參與到這個戰局中來。

              在這里,李泌又提到了天竺,天竺如何與吐蕃有仇?這仇的來由,也許牽涉到了唐朝。唐太宗時,貞觀年間,王玄策等出使中天竺,不料,其國政變,唐使團遭截殺,王等逃脫,遂發檄文,招兵征討,得吐蕃兵和泥婆羅兵八千余人,出奇計,滅其國。

              王等凱旋而歸,為大唐取了個外勢,但印度北部的實地卻被吐蕃趁機占了,頗顯盛唐氣象看似“以一人滅一國”的英雄壯舉,實則不過為吐蕃火中取栗而已,不過那時唐蕃友好,大唐又鞭長莫及,只好讓吐蕃去打理。但蕃人懼濕熱,只能盤據北部山地,淺嘗輒止,不敢南下深入印度兩河流域,故其所得,反成雞肋,當利好出盡時,反被牽掣。

              因此,到了李泌的棋局里,天竺也成了一枚制約吐蕃的棋子,在吐蕃身后拱卒,就如同扎在背上的一根刺,或緊趴在背上的一只牛氓,雖不致命,卻難以忽視。

              對于吐蕃而言,天竺這塊地盤,在地緣政治方面,雖可謂得失參半,但它卻賦予了蕃人文化的靈感和信仰的源泉,在與大唐的對抗中,除了軍事上兵戎相見,還要有文化相爭,蕃人固有的苯文化已不足以與大唐抗衡,在漢字文化圈擴張和遣唐使普及的大唐文化洪流中,吐蕃卻未參與進來,因為它還可以選擇,對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作選擇。

              松贊干布時期,就是這樣一個選擇時期,他用搶親與和親兩種方式,引進了兩種文化,從泥婆羅(今尼泊爾)搶來尺尊公主,尺尊公主給他帶來了印度佛教文化。從大唐,他搶親不成,便改以和親方式,迎娶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帶來了漢傳佛教文化。

              他分別為這兩種文化各建一寺——大昭寺和小昭寺,然后,將當地的苯教文化,作為壁畫,在寺院里呈現出來,這樣的做法,還是兼收并蓄,在文化上搞平衡。

              但當時的主流文化,是理性化的佛教文化,而苯教文化只是一些本土性的東西,還沒有脫離巫術的影響,所以,只能對內,不能對外,上不了國際化的大臺面。而吐蕃,不是一個地區性的小國,它東阻大唐,西拒大食,與之鼎足分立,在佛教化的世界里,正在成長為一個帝國,在其成長過程中,要填補一項空白,一個佛教化的帝國的空白。

              自從貴霜帝國解體,西域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佛教化的帝國,他也知道,佛教化的帝國,不可能從漢傳佛教產生,因為大唐帝國本身就不是一個佛教國家。

              因此,兩種佛教文化,孰為正宗,孰為二手,豈非一目了然?他雖然還在維持平衡,但其傾向性也越來越明顯,他派高僧去印度取經時,玄奘還得偷渡,唐朝可以尊佛,但不會成為一個佛教國家,而他則不然,他要以佛法立國體,以梵文立國語,他的后裔,比他走得更遠,搞了兩次辯論,讓漢傳佛教和苯教都出局了,結果引起內外分裂。

              對外,與唐朝決裂,導致唐蕃戰爭。對內,與苯教決裂,導致滅佛的宗教政變,加上大食帝國一步步蠶食過來,一代吐蕃王朝,一個佛教帝國,就這樣崩潰了。

              李泌劃的那圈兒,就像個絞索,套住了吐蕃,將其套在四戰之地,四面受敵,蕃人善戰,四面出擊,亦無奈何,唐雖無力西進,但大食還在東擴,慢慢勒死吐蕃。

              其時,那畫過《五牛圖》的韓滉,上了一道《請伐吐蕃疏》,說吐蕃“西逼大食之強,北病回紇之眾,東有南詔之防”已然衰落,《唐會要》中“大食條”也說,大食“與吐蕃為勁敵,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鮮為邊患,其力不足也”,故唐欲聯手大食拉緊絞索。

              神道碑隱瞞了什么

              楊良瑤出使大食,就是要去聯手,他沒走陸路,因為陸路上可能會遭遇吐蕃,所以走海路,如《神道碑》所言,“屆乎南海,舍陸登舟”,“南海”,也就是廣州,榮文指出,天寶年間,廣州曾一度改為“南???rdquo;,后雖復為廣州,但“南海”仍是廣州別名。

              楊良瑤一行,從廣州出發,走海路,往巴格達去,那是黑衣大食的首都,在阿拉伯世界里,被人稱作“中國國王的禮物”,也許城里充滿了中國皇帝賞賜的禮物?

              《新唐書·地理志》里,記錄了從廣州到縛達——巴格達的航路,寫法同《漢書·地理志》相似,但所載海域擴了不少,漢唐之分,若以印度半島東部沿海為一條分界線,那么此線以東,乃漢人曾經海域。以西,從印度河到幼發拉底河,中間海茫茫那一片,漢人未知,由唐人新啟。唐以前,國人海通,以下南洋為主,唐以后,開始下西洋。

              所以,有人就說楊良瑤是“中國下西洋的第一人”,比鄭和下西洋早了600多年。寫《神道碑》的寫手不能不吹,不管為了什么,既然樹碑立傳,按慣例,那就得吹,吹喇叭,抬轎子,那才符合碑文體式。至于我們讀《神道碑》,那就別跟著往下吹,尤其是將碑文當作史料來讀時,首先,就要做一番去偽存真的考索,從歌功頌德里走出來。

              碑文中,涉及出使大食那一段,一上來,就一通吹:“昔使絕域,西漢難其選;今通區外,皇上思其人;比才類能,非公莫可。”吹得大唐滿朝已無地自容了。

              接下來,“賜緋魚袋,充聘國使于黑衣大食,備判官、內傔,受國信、詔書”,那“緋魚袋”又是個什么東西?《事物紀原》溯源“魚袋”制度出于三代時期,曹魏時,曾改為龜形,唐高宗恢復魚形,用絲袋盛魚符,其制為“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其飾銀”,“賜紫則給金魚,賜緋則給銀魚”,作為官員出入宮門的憑證。武皇起,以其姓武,自命玄武,又改回龜形。其后唐復辟,又回到魚形。由此可知,楊良瑤為五品以上宦官。

              宦官出使,在國內習以為常,出國就非同尋常了,我們不妨先問一下,此次使命,那“充聘國使”的主使是誰?是楊良瑤,還是另有其人?他是被“賜緋”的,還有沒有被“賜紫”的?若牽涉到國家結盟,一個“賜緋”的宦官夠格嗎?“賜緋”二字,也許別有暗示,它偷偷地告訴我們,那“充聘國使”的應該另有他人,楊良瑤有可能是此次外交的監察使。

              那主使是誰?沒人認領,這么重要的外交活動,到頭來卻偃旗息鼓,無人提起,這到底為何?蓋因天朝上國,聘使海外,禮下于人,必有所求,其于個人,或稱有功,其于國家,卻無臉面,煌煌大唐,何等威儀,天下歸心,所向無敵,今有求于夷,乞師于宿敵,其事雖可行,但話頭別提,故此一重大事件,未見于唐史,僅見于宦官神道碑。

              碑文中,還有一蹊蹺,竟然出現了“公諱良瑤,字良瑤”,一個人的名和字完全一致,這很不尋常。德國漢學家蕭婷在《唐朝楊良瑤出使黑衣大食的歷史探究》一文中指出,楊良瑤名與字同,有可能將正式姓名隱藏了起來,其姓名或與國家保密有關。

              楊良瑤領了使命,從長安出發,來到廣州,面對大海,舉行了“剪發祭波,指日誓眾”的出海儀式,待到“陽侯斂浪,屏翳調風”——風平浪靜時,他便掛帆舉棹,放船出海了。下西洋的船,諸如“師子舶”之類的,那就不行了,當時,可供選擇的,有波斯船、大食船和唐船,唐船當然是最好的,但大食船最方便,關鍵還要看怎么個走法。

              很顯然,唐朝不能像后來的鄭和下西洋那樣,組建一個國家船隊,浩浩蕩蕩,耀武揚威地去,若有這可能,大唐也就不會飄洋過海去搞什么外交了,如果不能帶著天朝上國的體面去,那就要保密,將官船與商船混搭,唐船與大食船并用,悄悄地去。

              這回是大唐要去朝貢大食了,這不是什么體面的事,不能大張旗鼓,“播皇風于異俗,被聲教于無垠”,這是寫在碑文里的漂亮話,用來表示政治正確的,使團追求的目標正相反,要雁過無聲,不事張揚,要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總之,要早去早回。

              他們日夜兼程,“黑夜則神燈表路,白晝乃仙獸前驅”,“神燈”,即航標燈,“仙獸”,指海洋動物,如海豚等,難道當時人發明了用海洋動物來導航的導航術?

              就這樣“星霜再周”,星霜一周為一年,再周,就是兩年,往返兩年,“經過萬國”,從廣州出發,下南洋,過中南半島,途經暹羅灣,沿馬來半島南下,經由蘇門答臘島東南部,抵達爪哇島,然后,出馬六甲海峽,下西洋,橫渡孟加拉灣,順著印度半島西岸航行,過阿拉伯海,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到達大食國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內幼發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羅國(今伊拉克巴士拉),再向西北陸行千里,到達終點巴格達。

              那巴格達是個什么樣子?碑文里一字未提,亦未將它與長安做一下對比,楊良瑤歸心似箭,提不起那樣的雅致,總之,他如期而歸了,碑文里說他“成命不墜”,看來他達到了此行目的,只要看吐蕃此后一天天的爛下去,再無力來侵擾大唐就可知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

               

              自由思想者,獨立學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