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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中歐丁遠:外循環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存量和增量不能少 | 馭勢2021

              高若瀛2021-07-09 19:44

              經濟觀察報記者 高若瀛 就在我們會面的當天早上,丁遠通過郵件告訴所有同事,又有3名教授加入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以下簡稱“中歐”)。

              最近一段時間,這家亞洲頂級的商學院已經先后有來自7個國家和地區的11名教授加盟。

              談起這件事,作為中歐的副院長兼教務長,丁遠的高興溢于言表。在全球化遇阻的局面下,他更看到中歐作為“橋梁”可作為的空間。

              采訪丁遠時,中歐即將在京舉辦以“聚焦變局下的全球營商環境”為主題的智薈中歐·北京論壇,北京的天氣陰晴不定,一時間風雨交加。

              而當下的全球營商環境就像北京7月初的天氣,全球疫情防控正面臨新一輪Delta變種帶來的挑戰;盡管中國吸引全球直接投資(FDI)的表現可圈可點,但中企仍深陷海外投資并購受阻的窘境。

              這些“變量”給中國帶來了更多挑戰和機會。

              在過去20年,中國吸引外資始終保持在1000億美元以上,這個趨勢在全球新冠疫情尚未平息之際仍在繼續。除去中國疫情控制有力的背景,在丁遠看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階段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丁遠說,如今的跨國公司們希望實現“企業公民化”(Corporate citizenization)。這個概念背后的邏輯演變,始于跨國公司在中國開始建設全產業鏈的變化。

              過去,很多跨國公司是“兩頭在外”,中國只承擔制造環節;隨著中國市場的發展和產業鏈優勢的提升,跨國公司將越來越多的產業鏈環節放到了中國。

              “很多跨國公司已經在中國設立了研發中心,甚至有專門應用于中國市場的產品品牌設計,更不要說制造和銷售環節。”丁遠甚至觀察到了這樣的現象:中國正變成創新向海外溢出的高地,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完成實驗,再拿到國外復用。

              就在采訪前一周,丁遠剛剛拜訪了位于沈陽的米其林輪胎廠。負責米其林中國研發的法國高管講得十分明確,“總部關于電動車新型輪胎的設計,要由中國業務來引導”。

              據丁遠觀察,這背后的動因是,中國的電動汽車產業正成為全球最大的試驗田,在中國以外都找不到這樣的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投資項目的規模,比原來生產型、制造型投資項目的規模要更大,即資本投入密度(capital intensity)更高。綜合反映下來,中國吸引外資的力度,按金額計算規模還是非常大的。”丁遠說。

              恰恰因為越來越看重中國市場,想做的事情也和中國產生更多交集,隨著精力的投入、沉沒成本的提升,這些跨國公司似乎開始變得“矯情”起來,更強調營商環境的持續性、穩定性和保護性。

              “當他們要把最核心的部分研發放到中國,就會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有沒有強制性技術轉移等問題敏感得多。”丁遠認為,在中國提出構建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重申“競爭中性”重要且必要。

              早在2018年10月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就提出“競爭中性”原則。

              李克強總理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中也兩提“競爭中性”原則。記者會上,總理還特別提到,要按照競爭中性的原則,對所有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

              中國過去曾有多次表態“內外資一視同仁”,而“競爭中性”這個詞與之不一樣的含義在于,它是一個更加量化、具體化的概念。國際認可的“競爭中性”概念,囊括了從商業回報、公共服務義務、稅收、監管、補貼約束、政府采購等多方面的內容。

              重申這樣的原則,必然會彰顯中國堅定推進全球化、融入世界的態度,也有助于緩解中國企業在海外遭遇的困難。

              “中國的內循環未來確實能帶來很大的增長機會,但外循環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存量和增量也絕對不能少。如果在中國的外資企業,認為他們沒有得到所有制中性的待遇,可能會帶來另外一個后果。”

              丁遠覺得,目前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局面仍然不明朗。“為什么中國一汽并購依維柯,意大利政府要跳出來阻攔?”在丁遠看來,像中國化工以430億美元收購先正達這樣的案例,可能短期內不會再發生。

              “如今全球化總體形勢確實受阻,但對我們來說反而是有更多機會。”丁遠說,近年來到中歐任教的教授中,有的畢業于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有的已在喬治城大學、馬里蘭大學等拿到終身教職,他們紛紛來到中歐任教,既體現了中歐的吸引力,也體現了中國的吸引力。

              丁遠語氣輕快,但卻坦誠自己也有焦慮——如何找到中歐作為一所中外政府合作辦學的商學院的常量,以及破除這個焦慮的巨大信念——塑造全球化變局下中歐的橋梁價值。

              在智薈中歐•北京論壇的現場背景上,一座東方拱橋和一座西方橋相連的線條圖案引人注意。

              丁遠在論壇上說:“中歐作為連接各界的平臺,希望組織各方以建設性的態度來探討全球營商環境面臨的挑戰和機會。”

              此前,對于這場論壇主要探討什么、請誰來探討、以怎樣的學術邏輯進行探討,中歐在團隊內部進行了多輪討論,丁遠本人也參與其中。最終,WTO原副總干事易小準、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就全球經貿治理發表主旨演講,中歐和對外經貿大學的三位教授進行學術指導并主持圓桌論壇,與中國美國商會、英中貿易協會的中國區代表,多家跨國公司的中國區負責人,以及“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的管理者們,共同討論對外貿易和雙向投資的發展。

              在過去三四年間,基于國內服務業在本土與海外布局的發展前景,中歐與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學院(“EHL”)推出卓越服務EMBA課程;疫情前,中歐和哈佛商學院達成協議,哈佛案例庫對中歐案例免檢入庫;全球經濟震蕩之下,中歐仍大力招攬頂尖人才……這些都是丁遠眼中,中歐應該要把握住的常量。

              當我們再次提及兩年前那次專訪未完待續的“孔子和蘇格拉底”的握手,丁遠說,中歐作為一個跨文化的教育機構,一直在探索怎樣把歐洲和中國的精華結合起來,這是所有中歐教授都努力在做的事情。

              至于國人一直在意的海外“軟實力”影響,丁遠依舊保持樂觀。這源于一些可能比較具體的事例,比如他看到巴黎、倫敦的中餐廳服務質量越來越高,又比如去年國際商學院聯合會(AACSB)會選擇在中國的中秋節給聯盟學校群發祝福,因為他們覺得這個節日符號很好。

              “當中國變成獨當一面的世界經濟體,我們的發展也讓人家感覺到是善意的,自然而然會讓他們對我們產生親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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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遠

              對話: 

              跨國公司“企業公民化” 

              經濟觀察報:不管是貿發會還是經合組織,都報告說2020年全球FDI大幅下降,但中國還保持在一個比較好的位置上,中國能持續吸引外資的原因有哪些? 

              丁遠:過去20年,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始終保持在1000億美元以上,這個數字一直比較穩定。相比全球,回看過去12個月,中國也是受疫情沖擊時間最短、影響最小的國家,盡管疫情最早開始,但控制最快、最有力,而歐洲、美國都經歷過好幾波疫情。

              基于復工速度比較快、強度大,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更顯重要,不管是個人防護設備(PPE)等醫療防護用品還是其他居家隔離需要物資,從某種程度上說,全球的制造中心都搬到了中國。加上后來印度及其它東南亞國家又出現疫情,對于很多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增加在中國的產能是很重要的布局。

              更重要的因素是,相比改革開放前20年,如今跨國公司到中國的目的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我總結稱之為“跨國公司中國企業公民化”。這也代表了一種趨勢,就是很多外國人跟我溝通時說,他們想變成中國的“corporate citizens”(企業公民)。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學東亞的外向型經濟,談得最多的是“兩頭在外、來料加工”。中國整體生產要素的成本比較低,還有稅收、土地等各種優惠政策。對那時的跨國公司來說,他們在中國設立的機構主要負責制造環節。

              今天,我之所以強調“跨國公司中國企業公民化”,概念背后的邏輯是跨國公司要在中國建設全產業鏈,不僅僅是制造環節。實際上,很多跨國公司已經在中國設立了研發中心,甚至有專門應對中國市場的產品品牌設計,更不要說制造和銷售。

              甚至還出現這樣一種情況:中國正變成創新向海外溢出的高地??鐕驹谥袊袌鲎鰧嶒?,完成后再拿到國外復用。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有些東西最先進,新模式、新技術、新產品嘗試迭代的速度很快;一方面則是因為市場規模大。

              像中國的網絡銷售,很大程度上存在彎道超車的狀況。原來,中國在銷售和金融服務環節非常落后,隨著互聯網和移動終端迅速發展,中國跳過很多迭代過程而直接跳到了最前面。比如手機支付的普及,但在國外,還大量依賴銀行的支票、信用卡等等。

              當這些技術和應用的覆蓋率和市場滲透率很高時,加上快速迭代的金融產品,中國就跑到了最前面。過去幾年間積累下來的經驗,使中國擁有很多先行的技術能力,這些都有溢出效應。

              此外,還有一些溢出效應跟中國的市場規模和政府引導有很大關系。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是電動車的積極推動者,加上企業的配合,使得這個產業在中國成為最大的試驗田,這當中就帶來很大變化。

              上周,我們剛在沈陽拜訪了寶馬華晨寶馬廠和米其林輪胎廠。米其林在中國負責研發的高管講得很明確,法國總部要求關于電動車新型輪胎的設計由中國業務來引導。

              為什么?因為中國市場的量最大、需求最復雜。歐洲那些傳統整車廠的OEM配套,根本不需要做這些東西。當下的中國反而成為了先行者。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投資項目的規模,其實比原來生產型、制造型的規模要更大,即資本投入的密度(capital intensity)更高。這反映出中國吸引外資的力度,按金額計算規模還是非常大的。

              過去跨國公司來中國的目的很多可能只是擴大產能,如今更多的是要利用中國市場,在中國進行真正意義上覆蓋全產業鏈的商業活動。

              因為如今僅是中國市場,就足夠能撐起一個跨國公司30%、40%甚至超過一半的營收和利潤,因此中國區的業務在跨國公司內部的地位也發生了根本變化。

              經濟觀察報:但對外企來講,做企業公民還要面臨“How”的問題。 

              丁遠:對,但你不能說他們做得不好,其實我們可以找到很多案例。

              這些外企是很認真地在做企業。像華晨寶馬、米其林以及沈陽的東軟集團,三家企業幾乎撐起了沈陽50%以上的GDP。他們同時也在帶動這些產業功能的升級。比如寶馬跟遼寧省的大學合作,成立了技術學院。因為操作工人要看得懂英文、會用電腦,要求很高。

              他們在中國做的事情,相比其他國企和民企的投入、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從社會公民的角度去評判其實并不少。

              經濟觀察報:成為“企業公民”受到哪些現實因素的影響? 

              丁遠:國務院很早就提出過“所有制中性”的概念,但在執行的過程中會遇到問題。

              這些跨國公司也是在中國注冊的法人,在這里招收員工、納稅,但不能享受完全的中國企業的待遇,包括銀行貸款融資機會、市場準入等方面。

              我時常會碰到國內一些政策制定部門的負責人,他們現在也有困惑:為什么外國人現在變得越來越矯情?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跨國公司現在想做的事情,和原來想做的事情不一樣。原來他們做的事情跟中國交集不多,所有零部件、原材料從海外供應鏈運進來,在中國加工完,通過自己的出口渠道送到外面。

              但今天,他們要把最核心的部分研發放到中國,就會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有沒有強制性的技術轉移等問題敏感得多。此外,在中國投入這么大精力,沉沒成本越來越大,更強調營商環境的持續性、穩定性、保護性也是正常的。

              中國的內循環未來確實能帶來很大的增長機會,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循環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存量和增量也絕對不能少,缺失對外經濟現金流(cash flow)對中國經濟的支持,中國將會遇到很大困難。

              英文的Reciprocity,我們自己翻譯成“對等”,這樣翻譯其實是不對的,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也叫對等。但其實reciprocity里面帶有“友善”的意思,歐盟駐華大使郁白(Nicolas Chapuis)將其翻譯成“互惠”。

              如果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一致認為他們沒有得到所有制中性的待遇,可能會帶來另外一個后果,而且似乎已經開始顯現。

              經濟觀察報:這是否意味著中國企業當下投資將遇到更大阻礙? 

              丁遠:現在,我們在這個結上越走越深,國內的外企或民企感覺都不太好,但最大的問題確實是我們中國的企業走出去也不容易。

              早些年,美國資本市場還很歡迎中國的央企去上市。他們或許也有自私的想法:中國的央企到他們的資本市場上市,最后也能改造成像他們一樣市場化的企業。所以他們開門了。

              但兩年前,李嘉誠的公司在以色列競標海水淡化處理項目,最后因國家安全問題被以色列否決了,從那時起,我就判斷中國企業出海的形勢將更加不樂觀。

              大家都在“捂口袋”。美國不想去維持所謂的全球市場,現在歐洲還在糾結,但似乎也在往那個方向走。

              2019年初,當時阿爾斯通和西門子的高鐵業務要合并,最后是被歐盟自己的反壟斷委員會(anti-trust commission)否定的。原因是要保護歐洲消費者的利益,需要有同業競爭。

              當時,他們也提到中國有中車,但當時中車在歐洲的市場規模不是很大?,F在他們肯定后悔,為什么當時不合并搞一個歐洲冠軍出來?

              二戰以后的趨勢是全球的關稅下降,投資門檻下降,在互惠趨勢下,所有的曲線都是往下走;現在全部往上走,民族經濟的傾向越來越明顯。

              經濟觀察報:長遠看我們應該怎么做? 

              丁遠:我們需要思考,中國到底要做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當我們發展成為一個世界上的大國,處在這么重要的位置,中國人應該怎么樣應對?

              對于外國人來說,他們也許還沒有接受中國處在這么重要位置的現實。如果兩者都沒有想好,彼此就可能發生沖突。

              但只要選擇好溝通方式,這個問題就會得到緩解。

              新興企業家與中國市場 

              經濟觀察報:盡管海外投資局面不樂觀,但反觀國內,特別是在消費服務領域,正涌現新企業和企業家,從您的接觸和觀察來看,這些新興企業家有哪些新特質?

              丁遠:其實包括我們中歐在內,這些年學員就有非常大的變化,這其中也反映出市場的變化,包括疫情也是加速器。

              比如2015年以后,中歐的EMBA學員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以民營企業為主,他們的資產越來越輕,很多都是從事新興行業、服務行業,也有很多都有技術背景。

              這批人的思維的活躍性,對知識更新的要求,對自己商業模式的解讀,與以往學員相比有很大區別,這也是對我們教授和課堂的挑戰。

              經濟觀察報:這背后有哪些規律性的因素在發揮作用? 

              丁遠:我覺得這背后是中國在消費領域和服務行業正面臨一個巨大機會,而且可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時間和機遇疊加出來的機會。

              現在經常會冒出百億、千億市值的企業。為什么?首先,中國有上億人突然變成了qualified consumers(有消費能力的消費者),可能他們腦海中還并沒有形成傳統營銷課上常講的“reference brands(參考品牌)”。這樣的消費者對于應該買什么沒有定式概念。所以我們能看到有些品牌可能兩個月前才創造出來,但靠投資機構砸錢、暴力廣告等手段,兩個月就變得很有名。

              這樣的場景只有在現在的中國才會發生。因為在社會階層和市場相對穩定的格局下,暴力手段很難打破這個市場,消費者知道自己應該買什么。但我們現在剛好是一個消費階層相對混沌的時期。

              在移動終端和各種媒介銷售渠道上,鋪天蓋地的廣告刺激著還沒有品牌概念的消費者,但剛好他們還能買得起。

              現在,那些在消費領域已經比較成功的企業也很恐慌,比如國產化妝品牌就對國外品牌造成了沖擊,他們往往資金實力雄厚,砸得起錢。然而跨國公司老總會說,我還有毛利考核。

              這樣砸錢會不會成?我想最終一部分會成,但大部分會死,因為產品差異化并沒有多大。最后不過是潮起潮落。

              中國的市場規模和迭代速度下,很多人有創新的機會。關鍵還是要找到自己的常量,這是最難的。

              中歐的常量 

              經濟觀察報:中歐的常量是什么? 

              丁遠:今年從1月1號到現在,我們已經招了11個教授,其中包括在美國名校拿到終身教職的教授,他們研究的像AI、消費心理學、消費者進化論,都是現在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領域。而且很多是三十多、四十多歲的年輕教師,對他們而言,能夠去研究開發龐大而豐富的中國企業案例,也是非常好的成長機會。

              此外,課堂內容的更新換代是我們的核心競爭力。過去幾年,我們正以一年100個案例的速度在產出中國案例。入職第一年必須寫一個案例,也是每位新教授的必修課。

              去年3月,我們從美國招了一位韓國教授,她之前在美國研究了10個生物科技案例。我跟她說在中歐上海校區往南三公里的張江高科,就是中國最大的生物科技孵化器。張江高科的董事長、黨委書記很快就同意我們寫這個案例,去講述中國政府究竟如何引導建立這樣一個生態圈,把公司吸引進來。這樣的案例國外的高管學員肯定也會很感興趣。

              我們還把上海地鐵也做成了案例。上海申通地鐵的董事長來為國外學員講,上海如何用短短20年建成了世界最長、最自動化的地鐵基礎設施系統,又是如何管理的,學員聽下來也都非常震驚。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中歐這些知識創造和理論實踐,也在世界范圍內被認可。2019年夏天,我去了哈佛商學院訪問。11月哈佛來回訪時我們就簽了一個協議,中歐選送的中國案例在哈佛案例庫免檢入庫。2020年,中歐選送了40個中國案例,今年馬上還要挑最好的40個選送過去。

              中國有很多好東西,把這些好東西挖出來,中歐的課堂會更有趣。當我們強調“best practice sharing(最佳實踐分享)”時,這句話本身是很中性的,人家也會很愉悅地接受,這對中國非常重要。外國人也許不喜歡聽你講“中國模式”,但對中國元素或中國做法,他們又很感興趣,也覺得很有趣。 

              經濟觀察報:能否在當下這個語境里再聊聊“孔子和蘇格拉底”? 

              丁遠:從管理角度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風格的領導力,無論是講“德服”或是利益上的引導,背后都有很多層次。

              中歐作為一個跨文化的教育機構,來自各個國家、地區的教授一直在探索,怎樣把歐洲的精華和中國的精華結合起來,并以比較現代化的方式呈現出來,是我們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

              過去兩三年,我始終非常樂觀,中國肯定會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比如我發現像巴黎、倫敦那些中餐廳的質量越來越高。又比如去年,國際商學院聯合會(AACSB)在中秋節時在群里發信息祝大家家庭幸福。他們說這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覺得這個節日符號很好。

              所以,當中國變成世界上獨當一面的大經濟體時,我們的發展也讓人家感覺是善意的,自然而然會讓他們對我們產生親和力。

              在這個過程中,中歐發揮的是橋梁作用。如今全球化總體形勢確實受阻,但對我們來說反而是有更多機會,因為橋梁更為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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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與創新案例研究院編輯
              文學學士、傳播學碩士。以調查報道見長,重點關注教育領域,關注公司價值及變動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