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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中國的強大生命力

              劉剛2021-07-05 11:33

              (圖源:IC Photo)

              ——從魏晉風度到唐詩的江山

              劉剛/文

              魏晉時代的名士,他們的內心里,有一種人格美的聲音,這聲音發出來,我們稱之為“個體人格之美”。這聲音發在江山,“人與山川相映發”,孕育了一座文化的江山;這聲音發為國家,發展出文化中國。

              風:魏晉人的個體人格

              先讓我們看看《世說新語》,看那時的中國人,有著怎樣的精氣神。

              三國該是個亂世吧,“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可偏有“羽扇綸巾”、“一時瑜亮”競相興替,更有那“周郎赤壁,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向我們展示了人格美的美學范式。

              讀三國,先要讀“大江東去”,放下炫智去體會美,隨蘇軾“故國神游”到良渚去,問絲和玉,去新干大洋洲的虎方,尋覓青銅器。周郎美啊,美在絲玉氣質,美在青銅體魄,美在一身虎氣。

              曹操大軍南下,席卷荊襄之地,欲吞東南半壁??芍芾梢恍?,道他自來送死。曹操是《孫子兵法》傳人,而周郎卻超越了兵法,以美用兵如羲之用筆,以審美的方式行使自由意志。

              天地之利,山河之勢,四時之變,都被他拿來用。兵行于天地間,為自由而戰。水因地而自由流動,兵形似水,亦貴自由。長江,大水也,曹操戰于長江,故以長江為天塹,用兵也為長江所限;而周郎以長江戰,所以長江如百萬兵,大江東去,站在周郎一邊。

              三國歸晉,司馬氏建立了晉朝,這是一個缺少英雄氣概的短命王朝。司馬懿對付英雄很有一套,對付諸葛亮可以扮女人,對付曹操還裝過孫子。他的遺傳里缺了那么點英雄基因,但并不缺暗算英雄的本領。所以,這一朝的英雄都很難受,他的子孫,能使江山氣餒,使英雄淚流。

              名士阮籍,喝了酒,醉眼看江山,越看越難受,突然一吼: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一聲吼出,便又醉去。“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要有幾分醉意的??娠祬s拿出一付打鐵的架勢,看準火候就一錘子砸下去,居然砸出個“非湯武而薄周孔”來。鐘會來時,他理也不理。鐘會去時,他問了一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他得罪了鐘會,鐘會向司馬氏進言說,天下都搞定了,但你搞不定嵇康。

              為什么搞不定?就因為嵇康是“臥龍”,有“龍性”??伤⒉皇菓牙锎б黄堵≈袑Α分惖牟莞鶆钪菊?,而是一位高揚獨立性的自由人。后來,他為了救朋友呂安而入獄。在獄中,他作《幽憤詩》,對自己的一生作了反?。荷賰簳r,在母兄之愛下,自由自在,在一種“有慈無威”、“不訓不師”的環境里成長;成人后,就更加“自放”,“托好老莊”、“賤物貴身”,自由自在,獨立不移,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嵇康將要刑于東市,有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司馬氏弗許。臨刑時,嵇康手揮五弦,從容赴死,從絢爛之極而歸于平淡。

              嵇康之死,是堅持人格獨立的偉大悲劇。其崇高,如荷馬史詩中的阿喀琉斯,他以自由意志對抗阿加門農王。阿喀琉斯可以放棄財富為友誼而戰,在戰斗中死去,連宙斯都為之嘆息,并從中看到了人類的高貴。友誼勝于愛情,是因為友誼不僅超越了金錢,而且還擺脫了性,表達了一種更為純粹和深沉的人類之愛。嵇康孤身一人,但求以一死而無愧于與呂安的友誼,那是純粹的人類之愛,是人的最美存在。嵇康之死,還可與蘇格拉底一比,他們都是以維護人的原則來證明死的價值。

              西晉的嵇康死了。到了東晉,又出了一個陶淵明,他也彈琴,撫無弦琴,大音起于無聲,“于無聲處聽驚雷”,在五弦琴上,他聽到了桃花源,還聽到了《山海經》。

              《山海經》是神話里的英雄與圖騰的大合唱,唱出了華夏文明的酒神精神。

              刑天來了,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還在戰斗,無死無休。還有夸父與日競走,有精衛鳥向大海復仇……陶翁醉了,醉倒山海,讓英雄們從山海中走出來。醒來眼前是日神的世界,天地由日神主宰,日神給萬物以形式,于是,“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于是,“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而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古今論家,論陶詩之美,皆言其詩“淡泊”。“淡泊”二字,是從詩的風格上來論,而非從精神上來說,所以,還不足以見陶詩之偉大。我認為其偉大之處,就在于能使酒神精神噴薄,獲得一種美學意義的形式,一種日神理性的靜穆,從而走出體制的樊籬,開顯新的文明樣式。蘇軾說:“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不僅魏晉以來詩人,就連盛唐詩人李白、杜甫也不及他心目中的淵明之詩。

              春秋時代屬于思想,造就了老子和孔子這理性的兩極,《世說新語》時代是審美的,孕育了嵇康和陶淵明這殊美的人格兩極。一個民族僅有偉大的思想是不夠的,還要有偉大的人格來支撐。

              在《世說新語》時代,美屬于個體。那時的司馬家王朝太丑陋,但美的理念卻覺醒了。美的理念從嵇康內心醒來,照亮了他的姿和態,“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那是最美的存在。山水之美被魏晉人發現了,感嘆“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那就讓山水作導游,走向自然美;以山水為導師,游心太玄。天地之美、山川之美還有人格之美的統一,就是所謂的“人與山川相映發”。

              王羲之《蘭亭序》詩云:“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參差燦爛的審美對象,對自我意識來說,每一瞬間的體驗都是新的。與“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相似,不同在于改“游心”為“適我”。王羲之于理上也并不深究,只是清談而已,與諸子爭鳴也不同,爭鳴,實為爭霸,一定要有霸氣。而清談,如同選美,首先要美。

              美,源于自我意識?;笢貑栆蠛疲?ldquo;卿何如我?”問得很有霸氣,這在諸子,定是要爭鳴一番的,可殷浩答道:“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桓溫此問,欲起爭鳴,可殷浩卻以一個趨于形而上學的華麗轉身,回到自我,使桓溫一問落空,自我之美凸現。這就是“清談”,不以理勝,而以美勝。這就是個體人格在亂世的呈現,“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在這里獲得了一個新的美學形式——魏晉風度。

              雅:美的戰士及其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時代,是個文化中國的世界,也是個被士人擔待起來的世界。

              五胡亂華,亂了司馬王朝,而中國卻依然挺立,“亂”的結果是都被漢化了。先是匈奴人改姓為劉,以漢朝正統自居,其后,鮮卑人全盤漢化。那時,東西方皆困于中亞游牧民族。西方,只有帝國在抵抗,而文明卻沒有投入戰斗,他們的基礎早已被掏空,疲憊的羅馬帝國終于崩潰了;而東方,晉朝雖亡,但中國未亡,從文明的根柢里調動出了民族賴以生存的最偉大的力量——文明的基礎猶在!

              清談,便是這一力量落在言論上。言論以個體化的形式表達出來,是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次偉大釋放。這力量,不但能救亡,還推動文明生長,生出偉大的盛唐氣象。盛唐氣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從世說新語時代走來,在淝水之戰時就做了預告。

              雷海宗指出,四千年中國歷史,以淝水之戰分界,分為兩個周期。第一周為“古典的中國”,經歷了五個時代,至此已衰,按照文明古國老例,衰落以后,其歷史形態便要終結,而中國卻以淝水之戰得了新生。第二周為“綜合的中國”,其血統和文化都起了很大變化——“胡漢混合、梵華同化”,歷史的重心,從黃河流域轉向長江流域。其歷史形態說,雖著眼于王朝興衰,卻自有一種世界觀的眼光。

              雷海宗說,埃及文化由生到死不過三千年,先被希臘征服而希臘化了,后又被回教徒征服而阿拉伯化。今日世界,已無埃及人、埃及文字或埃及文化;今日所謂埃及的一切,都是阿拉伯的一部分。巴比倫文化與埃及同壽,也被希臘征服,又被阿拉伯化了。希臘、羅馬文化壽命更短,由生到死不過兩千年;今日希臘不是古代希臘,今日意大利不是古代羅馬。而中國,由夏商以至于今日,歷四千年仍在,就由于第二周的新生。此說一出,適逢抗日戰爭,于是,他以此為中國歷史第三周期開端。

              此番見識,打開了歷史學的浩然心胸,但其視野所及也有不足之處。例如,他說中國歷史第二周的大方向是向南發展。但第二周的唐朝,其歷史的貢獻主要還是在西域,此后,中國歷史在“龍門—碣石”農牧分界線即帝國生命線上的進展以及新王朝的誕生,也是歷史發展的主線。

              那時中國的版圖就在這一線搞定,文化中國跨越這條農牧分界線,同化游牧民族,形成了農牧混合型文明。雷海宗以“兵的文化”來看歷史進程,多少有點戰爭決定論。以之評價戰爭,那真是畫龍點睛,以之為文明定性,卻難免有其局限性。在“兵的文化”里,“文化中國”被王朝遮蔽,所以雷海宗的歷史形態說,還沒有深入到“文化中國”里面,還應該立于文化中國,用“士的文化”來看。

              從士文化的角度來看,淝水之戰并非兩個小朝廷的抗戰,而是文明抗戰。符堅只看出王朝風雨飄搖,卻不知我文明依然風流;我文明的戰士,在世說新語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是美的戰士,也是清談之士。這一代新人,正是在落英繽紛的清談中,理解了文明的本質,確立了人格美的范式——溫潤如玉,但絕不脆弱,江山遼落,從容而不迫。

              風和日麗,謝安攜友乘舟,行于江中,忽遇風暴,駭浪驟起,諸友皆懼,惟謝安從容。這偉大的定力,便起于文明的根柢。謝安是最偉大的清談之士,與諸友談莊子《漁父》篇,眾友一展華麗之思,各盡其妙。謝安問道:各位,還有要說的嗎?諸友皆曰:言已盡矣。這時,謝安開講了,滔滔萬余語,如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思,如繁花萬朵,開落皆自由。四座聞之,莫不傾心。

              當時清談成風,連王羲之都怕這樣談下去會誤了國事,而謝安卻依然堅持。他說,秦任商鞅,二世而亡,難道是因為清談嗎?顯然不是。司馬家王朝破落了,只剩下了招牌。士人抗戰,要用這塊招牌,這塊招牌也要靠士人扶起來。然而,士人何求?除了“學而優則仕”,還要有個體自由。不自由,毋寧死,嵇康死了;不自由,就出走,陶淵明走了。而清談,便是自由的淵藪。

              謝安很清楚這一點,不管清談有多少缺陷,他都要捍衛這一底線。美的戰士,本來就是為了免于異族奴役而抗戰,反過來還要為了抗戰而犧牲這自由嗎?淝水之戰,是廣大士族及其子弟兵的抗戰,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全民皆兵。淝水之戰,勝就勝在王朝已衰敗,難以統戰,只好依靠士族,全民抗戰。因此,捍衛自由,才能抗戰。為自由戰,“時來天地皆同力”,連“八公山上”都“草木皆兵”了,人與山川相映發,作山水游,以山水戰。

              淝水之戰,都說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之戰,從淝水一線來看,的確如此。就整體而言,胡兵南下,被圍在江淮之間,而南朝戰力大都來自民間。當符堅哀嘆“草木皆兵”時,他就開始懂得了什么叫全民抗戰。正是民間起兵,各自為戰,分散了胡兵戰線,使之難以在淝水一線集中兵力作戰。

              而晉軍集中兵力,只要突破一點,就刺穿了胡兵的戰線。大敵當前,朝野不安,胡兵號稱“投鞭斷流”,可謝安卻不動如山,因他胸中自有勝算,而勝算只有一條:讓民眾自發抗戰。他理解了這場戰爭的本質,才有了這樣一條勝算。他要做的不是指揮戰爭,而是一謀不發,一計不用,完全信任新生代美的戰士。符堅還以為,這場戰爭是兩個王朝的決戰,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同一個偉大的文明作戰,更不知道這文明在亂世里,開始了它“第二周”的發育。

              不要以為野蠻人是天生的戰士,憑藉著蠻力就所向無敵。那些愛美者,在美的高峰體驗中,早已覺悟了生死,帶著美去死,這樣的戰士雄強之極。視死如歸,何懼蠻力!淝水之戰,幾乎所有進入中原的蠻族都來會戰了,這是“五胡亂華”之后的一次大決戰,是蠻族之王與美的戰士對決。此戰勝負,不僅關系到東晉王朝的生死,東南半壁的安危,而且關系到中國文明的盛衰??鬃赢斈曩澒苤伲簺]有管仲攘夷,我將披發左衽矣!此時謝安,尤勝于管仲當年,可惜后世史官,沒有用這樣的文明法眼來看這段歷史。

              謝安神定氣閑,是基于對一個偉大文明的信念。這文明,在長江流域發育了新生代——以謝玄為代表的美的戰士,他們是北望中原虎嘯江淮的美少年。他從文明的高度駕馭這場戰爭,以審美把握戰局,用美的戰士迎敵,古往今來,誰知?東坡能“遙想公謹當年”,誰曾遙想當年謝安?淝水之戰,沒有計,只有美。戰畢,他只說了一句:小兒已破賊矣!呵呵,美者無敵!想想吧,那枕戈待旦的小兒,聞雞起舞的男孩,橫江擊楫誰家子?此乃青春中國美少年,為美而戰、為美而死的美的戰士。

              頌:漢家天下的民族大合唱

              詩性,來自如花盛開、如日中天的民族精神。

              新興民族,是唐人,它以漢人為本,融合五胡而成。唐太宗有胡人基因,無論怎樣端拱他那帝王氣象,總還有幾分像胡人;李白亦如此,有人說他的詩中那游牧的浮士德精神,就來自胡人。據說,他們都出于“李陵胡”。“李陵胡”即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稱拓跋魏。“李陵胡”對于漢民族形成至關重要,它開了北魏和唐兩朝。

              唐人的形成,血緣認同和文化認同不能少,追祖三皇五帝,從血緣譜系上來確認唐民族的身份,使其歷史地位得以明了,“李陵胡”帶了好頭。來到中原的胡人,紛紛效仿,追祖華夏,慕容氏追祖黃帝有熊氏,符氏追祖夏禹有息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連氏追祖夏禹,宇文氏追祖炎帝神農氏……

              五胡亂華,亂了司馬王朝,而文化中國,卻使北朝胡族都漢化了。唐人的民族性就在這樣的追祖認同中形成,不管王朝如何循環,中華民族都在進展,這是文化中國的勝利,也是文化中國強大的生命力。

              這樣的“華”是文化中國,本來就統一,無論興亡都不曾改變。所謂統一與分裂,是針對王朝言,而非對文化中國說。我民族,能歷五千年而不衰,就因為在王朝中國以外,還有文化中國在,而我國之本體,不僅以國土為安身根本,更以歷史文化為立命依據。所以,天下興亡時,寧可亡國,也不可亡天下,這個天下就是指文化中國。

              守住文化的根以史,發揚民族的魂以詩,大唐江山,以詩發揚之,詩興而國興。故科舉以詩取士,以詩人治國,那是王朝之事。以詩性文化各民族,形成新興唐民族,在民族精神大合唱里興起唐詩的江山,是文化中國的使命。在四萬多首唐詩里,唐民族被稱之為“漢家”。

              “漢家”在唐人邊塞詩里,已經跨越了朝代,符號化了,它屬于文化中國,其使命為漢化。“漢家戰士三十萬”,都是“好漢”!“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漢家”,成了中華民族的標志,在民族大融合中高揚了漢民族的主體性,從一代漢王朝上升為民族代表。

              “漢家”認同,始于五胡。亂華的始作俑者新匈奴人劉淵,就打了“漢家”旗號,立國號“漢”,改姓“劉”,自稱冒頓之裔,漢家的外甥,與漢家“約為兄弟”,取西晉而代之,乃是“兄亡弟紹,不亦可乎”?而且推崇劉備,追尊后主,“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北魏漢化更為徹底,孝文帝全盤漢化,說漢語,穿漢服,改漢姓,做漢人。從傳世的北朝壁畫、雕塑來看,鮮卑人頭上的辮子都已不見。拓跋氏雖然拒絕了崔浩提出的以李陵為先祖,卻改姓為“元”。鮮卑人以“元”為姓氏,后來蒙古人以“元”為國號,都取《易》曰“大哉乾元”。為什么拓跋氏不接受李陵為先祖呢?很可能是由于南朝人太熱衷所致。在認祖“李陵”問題上,拓跋氏不可能跟著南朝走。南朝士人與崔浩聯手,打“李陵”牌,其意在為胡人的“漢家”身份提供認證,為漢化準備前提。

              李陵的歷史價值,被南朝士人用來推動文化中國進展。這一時期,李陵的詩,突然光芒四射,照亮詩壇,被蕭統擇入《文選》,鐘嶸《詩品》列在上品第一人。

              李陵本為漢家名將,命運又很悲苦,子孫散落草原,人稱“李陵胡”,盡管時人已指出其詩可疑,然其影響,卻蒸蒸日上,因為時代需要“李陵胡”為天下建立統一性。歷史翻開了新一頁,西晉與五胡十六國已結束,北方被北魏統一,東晉在南方,也被劉宋取而代之,新的南北朝已開始。

              南北朝的出現,使戰爭性質發生改變,從外部民族戰爭,轉向大一統戰爭,南北朝都在為統一尋找合法性來源,崔浩于此時提出“李陵胡”,目光何其深遠!為漢家把握了歷史主動權。

              北魏孝文帝看到了這一點,由平城遷都洛陽,進入中原,一邊漢化,一邊進行王朝戰爭。然而,在統一的合法性基礎形成之前,南征也好,北伐也罷,都沒有真正的贏家。因為孝文帝沒認祖李陵,北魏遂與李陵絕緣,未能形成與南朝對話并進行統一戰爭的基礎。在南朝看來,你拓跋氏再怎么漢化,如非李陵之裔,那還是胡人,非我族類,何來統一前提?但在北方民間則紛紛自認為是李陵子孫。正是在此認同基礎上,北朝自北魏,經北齊、北周,以至于隋,終于回歸漢家,以“李陵胡”為號召的漢人政權一出現,南北朝就趨于統一了。

              崔浩提出拓跋氏認祖“李陵”,背后隱藏了兩個政治觀點:其一,拓跋氏系李陵胡,此為以崔浩為領袖的北方士族與北魏合作的基礎,如非李陵子孫,則合作不成,正是這一點,使他招來殺身之禍;其二,以李陵為號召,從民族戰爭轉入王朝戰爭,為統一戰爭提供正統的合法性來源。

              北魏以后,李陵就成為胡人認祖的對象。李陵身陷匈奴后,留在漠北,與匈奴女子婚配,子孫繁衍,自西漢以來,所見胡人之黑發黑瞳者,多被認為或自認為李陵之后,而拓跋氏就被認為是李陵后裔。“李陵”成了胡漢一體化的符號,拓跋氏拒絕認祖李陵,在統一戰爭中也就喪失了正統性。

              早在太史公筆下,李廣祖孫三代的遭遇,就感動著一代又一代漢家子孫。老英雄李廣,因衛青不公憤而自刎;子李敢,一怒而打衛青被霍去病射殺;孫李陵,因孤軍失陷于匈奴家破人亡,郁郁而死。此后,英雄一脈,分為兩支,一支在胡地,為“李陵胡”,一支在隴西,號稱“隴西李氏”。

              唐太宗李世民,既追祖老子,又認祖隴西李氏,但拓跋氏在唐朝已稱“李氏”,李世民之“李”,便出自拓跋氏之“李氏”,是“李陵胡”的一支,不屬于老子和隴西李氏。其實拓跋氏“李”和“隴西”源出一支,因為“李陵胡”認祖隴西李。李白也自稱出于隴西李氏,后來干脆認作李廣之裔。

              李廣生不逢時,卻飛揚在唐人的邊塞詩里,以“飛將軍”聞名。漢家大合唱,領唱者,不是雄才大略的漢唐帝王,不是天才無敵的詩仙李白,而是忠義傳家子孫興旺的飛將軍李廣。王昌齡那首最著名的邊塞詩,唱出了一代新朝和一個新興民族對英雄的向往,以子孫的名義放聲唱: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

              一個認祖英雄的民族,終于唱出了歷史最強音——盛唐之音,一個英雄世家,永世長存!從這樣的盛唐之音里,走來了兩個最優秀的子孫:李白和李世民。在民族大融合、漢家大合唱的盛唐之音里,一個英雄家族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大團圓,“李陵胡”和“隴西李”在唐詩的江山里破鏡重圓。以英雄家族大團圓為中心,一個英雄的民族也大團圓了,那些流浪的炎黃子孫,終于殊途同歸,一齊走向漢家天下。漢家天下在唐朝,就是唐詩的江山。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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