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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尚全在1980年代

              柳紅2021-07-01 17:29

              (高尚全    CFP/供圖)

              柳紅/文

              “老體改”,特指那些參與并經歷1980年代從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體改辦)到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委)再到體改辦的老人。他們或急或緩地走入歷史,走到人生邊上,謝幕退場,四散凋零。即便是體改會門可羅雀,高尚全還是把自己活成了獨特的存在——他的身上攜帶著1980年代改革“符號”,以90歲高齡,活躍于廟堂與民間,放言于論壇會議,調研于全國各地。

              “老體改”有天天去辦公室的習慣,無論是安志文(1919-2017)、楊啟先(1927-),還是高尚全,都是如此。在他們身上,工作不僅是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甚至是生命本身。高尚全患病離世的消息,令熟悉他的人難以接受,不僅是它再次提示我們那個時代的遠去,為之黯然;也因為他一向以健康的形象“出場”,是嚴于律已,堅持鍛煉,保持身材的人。他會利用零碎時間,比如乘電梯時,以抬起后腳跟的姿勢站立,久而久之,小腿健而有力。然而,病魔還是悄悄侵入了。生命的不可知再次警醒人們;可知的是,高尚全最大限度地把握了他的健康時刻,壓縮了患病時間。

              這位曾經的機械工業和老體改官員,給人的印象是和顏悅色,無官僚氣;廣交朋友,無江湖氣;終生學習,盡力表達,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聽見。他不是鋒芒畢露走極端和樹敵的人,是力圖化對立為合作,突破障礙往前走的人。不過,在溫爾不慍下,他也尖銳提問,急切陳情,快速行動。接近他的人會看到,經過人生歷煉的高尚全,還保存著認真和天真,在現實面前有理想,在困難面前不灰心,在無路處尋路。同時,他有他的慧黠,不露痕跡的分寸感。在經濟問題之外,他也有理有據地談論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憲政;關心民生、民營、制度、秩序;一而再、再而三向高層建言,包括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等各類關乎權利與權力的議題。

              “1980年代是中國改革的黃金時代”

              出生于1929年的高尚全,1952年自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后,去東北工業部機械工業局任職。彼時,新政權正雄心勃勃地要為建設工業國而奮斗,高尚全趕上了節奏,進入主流。作為接受教會學校經濟學教育的大學生,投身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他此生遇到的第一次知識和思想轉型;第二次,便是“文革”結束后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高尚全從第一機械工業部到國家機械委,再到國家體改委,又一次趕上節奏,進入主流,并很快躍升為承前啟后的第二代人物中的佼佼者。

              在擔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八年(1985-1993)里,高尚全先后與四任主任共事;作為“老體改”,則是經歷了五位國務院總理。20年過后的2010年,高尚全說:“我始終認為,1980年代是中國改革的黃金時代”(引自2010年8月18日高尚全為柳紅著《八0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所作序言)

              那時,第一代“老體改”還在。來自延安、根據地、白區的各路“士林”中的開明之士,熬過“文革”,痛定思痛,決心推動改革。他們建立機構、連接網絡,提攜青年,一時間,官學一氣,上下一氣掀起改革的社會風潮。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事業,“改革”迅速體制化地嵌入傳統權力體系。先是從1979年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下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體制組),到1980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下的體改辦,再到1982年由國務院總理擔任主任的國家體改委。繼而,通過“聯絡員會議”制度,使國務院各部委負責改革的司局領導成為“聯絡員會議”的成員,任何改革政策措施,先在此反復討論,爭議,達成一致后,提交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常務會議決策。

              也就是說,1980年代的“改革”網絡,既嵌入垂直的權力體系,也嵌入水平的社會生活,并且在兩個方向伸展;可謂形成了改革的“廣場與高塔”(尼爾·弗格森,2018)。高尚全幸運地獲得這個網絡的重要位置,從而增加了他的社會資本,得以在更大的舞臺,參與影響全局的改革政策制定和觀念、思想傳播。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歷史機會。

              1979: 從吃糖說起

              高尚全在“文革”后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9年,《經濟管理》第一期創刊號上,題目是《怎樣增加糖產量,使人民多吃些糖?》。乍看莫名奇妙,一個搞工業的如何要說“吃糖”?再看它的副題:“糖料生產必須專業化、機械化”,便可明白,高尚全還是從自己專業出發的,只不過將問題指向末端產品。他所在的一機部曾一度改組成農機部。開頭一句寫得挺有趣:“食糖,是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糖多了,市場就可以活躍起來,城鄉人民就會感到高興。”接下來列出了令人咋舌統計數據:

              “目前,世界上平均每人每年消耗的食糖平均約22公斤,最高的達50-60公斤,而我國只有2.3公斤。……一年進口食糖所需的外匯,用它進口國外先進的成套農業機械,可以裝備四百個像黑龍江友誼農場五分場二隊那樣的現代化農場,可以使近1200萬畝耕地實現全盤機械化。”

              這篇小文,以“食糖量”及其國際比較,生動地記錄了改革起步時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經濟狀況。文中涉及的三個問題,一是民生;二是農業機械化、現代化;三是不合理的資源配置,恰恰是高尚全日后從事改革研究的關切所在。

              1980年,高尚全在《經濟管理》上又發表了三篇文章?!督洕芾怼肥侵袊鐣茖W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刊物,主編蔣一葦(1920-1993)是高尚全1950年代在一機部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高尚全稱他“我的老師”。而蔣一葦在1979年發表的《企業本位論》已經引起了理論界和政策研究機構的關注,據時任體制組組長張勁夫說,蔣一葦的觀點對他們當時做《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方案》有重要貢獻。

              蔣一葦、工經所及其刊物平臺,給了高尚全從機械工業,部門視角轉向寬廣的工業經濟和經濟改革領域一個機會。而工經所所長馬洪(1920-2007),1950年代初曾任東北局副秘書長,東北局委員;副所長陸斐文(1918-2005)曾在沈陽市委工業部。也就是說,1952年大學生高尚全去東北工業部工作時,陸斐文和馬洪是他的上級領導。1953年陸斐文調入國家計委機械局,后任副局長,是與一機部業務對口機關;馬洪則升任計委委員兼秘書長,直接聯系各個工業部。雖然那時高尚全與他們地位懸殊,但是進入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時期,代際界線不僅被打破,歷史淵源成為建立信任與合作的“暗線”。在諸多人與事上,我們都可以看到“暗線”的作用。工經所老科研處長記得他受所領導委派,多與所外人士聯絡與合作,高尚全便是其中一位。1981年初,馬洪主持成立由中日兩國政、經兩界高層人士組成“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高尚全自1987年開始參與;1988年,馬洪和蔣一葦等創建深圳(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高尚全則是從一開始便參與了意見。這些是后話。

              1980年2月,薄一波組建國家機械委,擔任主任;馬洪被任命為副主任;高尚全也被調入。1982年,薄一波又受命組建國家體改委,原機械委部分人員成為體改委人員的一部分。這是改變高尚全人生軌跡的一次調動。他在機械工業口干了整整三十年,長期從事政策研究,熟悉企業,有理論偏好,尤其是對計劃體制弊端門兒清,這是他成為“老體改”的資本和動力。而體改委副主任安志文曾任東北工業部副部長,是高尚全的老上級。他被安排在調研組,1983年由副主任升為調研室主任。

              1984:給馬洪的信

              關于1984年將“商品經濟”提法寫入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的歷史過程,已多有記述。在此只提及未曾披露的高尚全9月22日給馬洪的信——

              馬洪同志:

              送上一個座談會的材料,請參閱。

              我曾多次建議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寫進《決定》中去,但由于有不同看法,一直未能寫上……

              信中所提“座談會的材料”,是指“對經濟體制改革幾個理論問題的看法(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該座談會是9月1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召開的理論問題座談會,邀請了20余位經濟學家就有關改革的理論問題進行討論。由于起草組內意見分歧,臨近全會召開,還遲遲不能拋棄“計劃經濟”接受“商品經濟”的提法。情急之下,時任起草小組成員的高尚全等,想了一個辦法,向經濟學家求援。他們征得領導同意召開座談會,集思廣益,以增強理論說服力。會后,高尚全將座談會上的意見綜合而又簡要成文上報。他強調:“大家認為,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要求在理論上有一個關鍵性突破,這就是要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F在明確提出這個問題的條件已經成熟了。”

              9月17日,總理在高尚全上報的“看法”上批注“馬洪同志也有這個意見”。此前,高尚全并不知道起草組外,還有一條線也在做著同一方向的努力。所謂馬洪的意見至少體現于兩篇文字上:一是指1984年7月,馬洪向高層提交的兩萬字長文《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二是指9月15日馬洪致信總理。馬洪在信中寫道: “你給常委的報告中所說的:‘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論點,我建議,應當明確地寫入決議中。”而這里的“你給常委的報告……”則是指總理在9月9日給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云的信,提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

              解讀高尚全這封短信,可以窺見時代風云。起草組內外,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的互動、試探,理論論證與政治運作;也可以看到在促成“商品經濟”這一提法被接受上,眾多的人各自不同的作用和共同的努力。他們彼此缺一不可,只是因為個人資歷和位置的不同,有的人承擔了更大的風險和責任,其作用更加不可替代。

              1986 :匈南考察

              體改所由中青年學人組成。1985年,高尚全升任體改委副主任,不再擔任體改所所長,但還是作為體改委領導聯系體改所。

              1986年3月,國務院成立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究領導小組,其任務是研究制訂1987、1988年的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領導小組由田紀云負責,下設辦公室(簡稱“方案辦”)和各專業小組(價格組、財稅組、投資組、金融組、工資組、外貿組)。高尚全是主要負責人。

              國家體改委認為有必要對匈、南再做一次綜合考察,重點是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匈、南兩國面臨的矛盾、問題、發展趨勢和解決問題的方向。

              于是,以體改所的名義,由高尚全率團前往匈牙利、南斯拉夫,時間從5月初到6月上旬??疾靾F成員以中青年為主,除了體改所人員外,還有中組部副秘書長劉澤彭,國家體改委規劃組副組長鄭洪慶,北京市物價局局長馬凱。

              這是一次密度、強度很大的考察,最終完成十份報告。結論性的意見是:改革是一個復雜的漸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抓住有利時機邁出實質性步伐,形成不可逆之勢,注重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配套改革,不失時機地推進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能否堅持下去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國務院總理聽取了他們的匯報。

              在布達佩斯,中國駐匈使館有過一次宴請,曾任匈共中央書記、中央改革委員會主席的涅爾什自己開車赴宴,這令高尚全心生感慨。15年后的2001年,高尚全再訪匈牙利,與涅爾什還有一場意味深長的談話。

              匈南考察對于接下來的中國改革方案制訂和高層決策起了何種直接作用,參與者有不同看法。其中張少杰認為:“這次考察的最重要貢獻是阻擊了國家領導人‘價稅財聯動’的決策,避免了薩克斯式的‘休克療法’可能給中國造成的動蕩。”

              1987:四國五方會議

              計劃和市場究竟怎么有機結合,實現順利轉軌,始終是個問題。

              1986年,世界銀行駐北京首任代表林重庚向國務院總理提出可以借鑒韓國經驗的建議。于是,國務院總理指派國家體改委與韓國接觸。這項任務落在高尚全身上。彼時,中韓尚未建交,過不去進不來,怎么辦?高尚全提議去第三國會談。第三國選在泰國。1987年6月4日,高尚全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考察團赴曼谷參加計劃與市場國際研討會。泰國接待方是朱拉隆功大學。泰國財政部長,韓國剛卸任的副總理金滿堤,韓國發展研究院領導,印度計劃委員會副主席辛格,以及世界銀行副行長參加研討會——四國五方會議。各國介紹自己的經驗教訓。韓國是把計劃建立在市場經濟上。他們的中期計劃也無實物性指標。此外,韓國有一套高效執行機構,最重要的是經濟企劃院。他們不僅聽取經濟專家的意見,也聽企業家、政府官員和各種商會、聯合會代表的意見。此次四國五方會談的成果受到高層重視。

              1987: “星期天,北京街頭二萬人對話改革”

              5月10日,北大、清華、人大的學生來到王府井、西單、火車站和過往行人對話改革。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口掛著橫幅“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咨詢”。這是在國家體改委等機構指導下,共計500多名學生參加的咨詢。從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兩千多人提問,兩萬多人駐足旁聽。有感于現場的熱烈,有學者呼吁建立正常渠道,使學者、政府、群眾能經常對話,搞對話日、對話辦公室,使之制度化。

              高尚全參加了咨詢,他被人群團團圍住,學生們搭著桌子。還有北京市副市長陳昊蘇、市委常委汪家繆、團市委副書記蔣效愚也走上街頭。隨后,媒體報道:《街頭問答聽心聲——首都大學生圍繞經濟發展和改革開展上街咨詢活動》(《人民日報》),《星期天,北京街頭二萬人對話改革》(《世界經濟導報》)。記者阮江寧回憶,“當時領導上街回答問題在建國史上前所未有, 在某種程度上化解了很多社會矛盾, 使改革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6月3日下午,國家體改委綜合規劃司司長鄭洪慶、理論宣傳司司長宋廷明以體改所特約研究員身份和體改所的李峻、張少杰、曹遠征一起去和北大、清華、人大、北航的70多名研究生、本科生做了一場改革對話?!度嗣袢請蟆?-5日連載《首都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同大學生對話錄》。

              為了滿足更多人的需求,高尚全主編,50多位學者參與,寫出《中國經濟改革200問》,由人民日報出版社9月出版,首印就10萬冊。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序言中寫道:“這種對話方式過去就有,但后來不知不覺地就廢弛了。這種方式本來是同群眾、同黨外人士平等協商、對話的極好方式?,F在把它在新情況下恢復起來,可以說是十分有益的。”

              高尚全認為,群眾對改革的理解、支持程度是改革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要深化改革,必須進行改革的長期性、復雜性的宣傳教育,必須進行改革符合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教育。通過社會調查、協商對話等多種生動活潑的形式,有針對性地宣傳改革,做到入耳入腦,使群眾自覺地投身改革,使廣大干部群眾建立起參與感、責任感和獻身感。有了這種精神,就可以使改革立于不敗之地。

              1987:在十三大中外記者招待會上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召開。期間,高尚全接受了一項極具挑戰的任務,在10月26日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與杜潤生一起回答提問。中共體改高官直面世界各國記者,這還是第一次。境外的新聞機構有路透社、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日本《每日新聞》、西德《明鏡》周刊、美國《華爾街日報》、香港《文匯報》、《悉尼晨報》。高尚全就如下一些問題做了回答:改革的時間安排,企業法、破產法將在什么時候實行?是否開放股票市場?雇工是不是剝削?要建立什么經濟模式?為什么價格改革拖延?要取消外匯券嗎?如何加速改革?工資怎么改?私人企業的法律是什么?在政治意義上說,通貨膨脹的限度是多少?價格改革會不會社會動亂?等等。

              其中,美國廣播公司記者的問題比較尖銳: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是什么,是基層的還是高層的?高尚全回答得比較簡略:“我們絕大部分同志都是支持和贊成改革的。阻力有沒有呢?不能說沒有。阻力來自長期的習慣勢力。” 

              高尚全認為十三大標志著中國改革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一是兩種管理體制、兩種運行機制、兩種管理方式并存,舊體制向新體制轉換過渡的階段;二是由放權讓利為主轉向理順基本經濟關系,調整各方面經濟利益的深層次改革階段;三是進入了由單項改革轉向配套改革階段,既要處理好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又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互配套、共同發展。

              在改革潮起時,站立潮頭的人被高高托起,是有成就感的光榮;潮落時,身影則不免孤單,聲音徒然飄在空中,或成為某種裝點。世異時移,高尚全癡心不改,不懈地宣講他的觀點和主張。他依然受歡迎,被禮遇,只是同聲相應者少了八十年代那般真誠,彼此砥礪,如同他與馬洪等人在1984年的作為。改革是那個時代的主題。一個思想、觀念、政策、設想,有充分的公共空間爭論,對話碰撞,可以聽得見實實在在的落地聲響。

              1993年,紀念孫冶方(1908-1983)逝世十周年時,高尚全說:“我之所以崇敬他,是因為他的實事求是,無私無畏的精神鼓舞著我。他堅持真理,不唯上、不唯書,他既反對‘用大帽子來嚇唬人’,又反對憑‘風’辦事。他說過:‘我憎恨文化專制主義,及其卵翼下的惡霸、惡棍,我也討厭那種聞風而動的‘風派’人物。”高尚全以自己的方式堅持自認為對的事,并堅持到底。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幸運的。

              高尚全在年富力強的時候遇到了機會,位居改革網絡中的有利位置,成為首任體改所所長;1988年又成為北京中青年經濟學會理事長。除了1980年代與第一代前輩、第二代同輩、第三代中青年輩共事,由于他謙遜平易的為人,開放的頭腦,對社會改革的執著,得以與1960、1970、1980年代出生的晚輩保持互動,而這又反過來增進了他生命的活力。但是終究,他這一生是深嵌于高塔之中的。

              (本文刊發時刪去注釋若干)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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